六百年思想史大变局！科举必考的“四书”，为何被“五经”取代？

明末清初曾经出现过思想史“六百年未见之大变局”，儒学发生了“去形上化”运动，对自南宋开始统治思想界的理学观念发起了冲击，以至于将科举八股奉为圭臬的“四书”也一同鞭笞，进而逐渐让位于“五经”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王汎森的著作《权力的毛细管作用：清代的思想、学术与心态》，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超越学派更替的历史图景。

六百年理学传统的内在瓦解

欲理解“四书不敌五经”的表象，必先追溯其背后的哲学地基。正如书中所析，北宋诸儒为应对佛学形上体系的挑战，并在纲纪紊乱的时代重建超越性的道德与政治标准，遂将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的抽象理念具象化为“天理”，由此奠定理学六百年的正统地位。至明代中后期，王阳明以“致良知”为枢机的心学大盛，将求理的路径由外在“格物”收摄于内在“本心”。阳明早年“格竹七日而病”的轶事，恰是理学外向穷理之法在实践层面遭遇瓶颈的生动隐喻。心学以简易直截破除了理学的繁琐门槛，却在晚明激荡的世风中迅速滑向虚无与放诞，“今只要做得起个没用的人，便是学问”的狂禅之风，正是形上之学脱离现实土壤后的必然异化。

物极必反，思想的矫枉往往孕育着新范式的萌芽。晚明大儒陈确率先发难，直指“本体”概念实为佛教舶来品，非儒家正宗，并撰《大学辨》断言《大学》非圣贤之书。这一论断的杀伤力在于，它动摇了朱熹建构的“四书”体系的合法性。四书（《论》《孟》《学》《庸》）本为理学心性论的载体，当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经典地位遭到质疑，整个以心性玄谈为核心的学术架构便如沙上筑塔，轰然松动。王汎森敏锐地指出，这并非孤立的文献辨伪，而是“去形上化”思潮最鲜明的学术标志。理学与心学虽路径不同，却共享“性本善”与“形上本体”的前提；当本体论本身被判定为“非儒”，六百年心性之学的根基自然开始摇晃。

从四书到五经：知识范式的现实转向

“去形上化”并非仅仅是解构，更是建构。随着心性之学的退场，清初学者的目光从“静坐冥想”转向“实地用力”。王汎森在书中勾勒出这一转向的四个维度：摒弃虚妄的本体冥想、关注现实社会与具体制度、重视礼乐兵农等经世实学、以及以五经考证取代四书议论。

黄宗羲、阎若璩、万斯同、毛奇龄等清学先驱，正是这一风气的践行者。他们不再纠缠于“心即理”或“性即理”的形上辩难，而是将精力倾注于先秦典籍的文本考订、历史事实的还原以及田赋、地理、官制等实用学问的梳理。

这一学术重心的迁移，直接导致了“四书”在知识体系中的边缘化与“五经”的复兴。五经作为先秦政教制度与历史经验的原始载体，其“崇实黜虚”的特质恰好契合了清初士人反思晚明空谈误国的时代心理。姚际恒所言“实地用力”，实为考据之学兴起的先声，亦标志着儒学从“内在超越”的道德哲学，向“外在实证”的历史文献学完成了关键转身。

“毛细管”中的权力：学术网络与政治生态的微观互动

书名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”并非虚指，而是精准概括了思想转型的隐秘机制。学风之变，绝非某位哲人顿悟或朝廷一纸诏令所能速成，它如同微风拂过湖面，是在特定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被重新激活的传统。晚明江南的复社、几社、五经应社等团体，早已孕育了“兴复古学”与经世济民的转向。清初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的“禁社”令，虽以高压姿态斩断了士人公开结社的脉络，却未能扼杀学术交流的内在需求。权力以更为隐蔽的“毛细管”方式渗透：讲学网络转入家族、师友的私密空间（如万斯同于康熙六年组建的“五经讲会”），其宗旨从晚明的清议干政，转为弥补科举教育之不足、培养通经致用之才。

随着清廷政局渐稳与学术中心北移，讲经会顺势迁至京师。万斯同每月开讲，听众多达百人，囊括六部高官与翰林举子。在康熙帝崇文重学的政策引导下，讲学内容由五经义理与心性空谈，彻底转向田赋、选举、边务等务实史学。乾隆年间士子“天下始蔚然向风，皆知崇本经术”的慨叹，实为政治权力通过科举、修史、学术赞助等微观渠道，悄然完成知识范式重塑的写照。权力不靠铁腕碾压思想，而是通过制度缝隙、人际网络与话语惯性的毛细渗透，让“崇实黜虚”成为士人不得不循的学术正道。

历史的非意图后果：思想转型的长时段遗产

王汎森的论述止于清代思想史的内在逻辑，但若将目光拉长，这场“去形上化”运动所结出的历史果实，却远超清初学者的初衷。理学与心学的心性论确受佛学启发，曾赋予个体突破先秦宗法从属逻辑的思想空间，建立起“自我”与“世界”的形上联结。然而，明清鼎革的剧变使形上之学沦为“亡天下”的替罪羊，被斥为“无用之学”。在救亡图存的焦虑下，政治优先于道德修养，客观人伦规范压制主观心性自觉，成为清代士大夫的集体无意识。

这一思想转向的长时段遗产，至少呈现为三重结构性后果：其一，心性本体观念的消散导致世界观的缺位，士人精神世界失去超越性支点，转而寄情鬼神或功利实务，埋下近代以来“信仰缺失”的文化伏笔；其二，学问的崇古复古与考据极致，易演变为“祖上曾经阔过”的文化自恋，削弱了面向未来的创新动能，沉淀为近代转型期的“盲目自大”；其三，个人道德彻底从属于外在礼法规范，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异化形态催生“礼教吃人”的社会病理，并进一步强化了集体本位对个体价值的压抑。这三者并非清儒的本意，却是“去形上化”在历史主航道偏移后，历经数百年发酵的必然回响。

《权力的毛细管作用》以微观网络与宏观结构交织的视角，还原了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肌理。四书与五经的易位，是儒学从“超越性批判”走向“现实主义适应”的深刻妥协。王汎森提醒我们，历史的演进从不以哲人的初衷为转移，思想家的每一次反省与选择，或许只是在时代洪流中划出一道微小的弧线，但数百年后，这道弧线早已沉淀为塑造民族精神结构与行为逻辑的深层基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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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读此书实盘配资查询，不仅为理解清代学术史的断裂与延续提供了钥匙，更为反思现代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张力、妥协与长时段遗产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纵深。当“形而上”的星光渐隐，大地上的考据与制度固然坚实，但人类精神对超越与意义的渴求，或许正是历史留给后人永恒的叩问。